北海道惊魂背后的民族性思考
发布 : 2018-9-13 来源 : 明报新闻网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 加关注  明声网温哥华 微信公众号 |
继8月豪雨和酷暑之后，日本本月接二连三遭遇天灾袭击。先是9月4日，25年来最强台风「飞燕」吹袭大阪和神户地区，导致关西机场大瘫痪，数以千计旅客滞留机场；两天后，北海道地动山摇，6.7级地震撼动北部全境，造成295万户住宅大规模停电。面对天灾，日本人再度展现临危不乱的高素质。北海道全境受灾300多万人，面临断电断水，没有丝毫慌乱，沉著冷静，排队疏散，秩序井然。对此，不少华文媒体一如既往报道日本灾情，赞扬日本的民族性和面对灾难的高素质对应，其潜台词似乎慨叹华人社会应对天灾时的准备和整体公民素质之不济。
为什么日本人能够在天灾面前临危不乱？华人社会有没有可能从日本的防灾故事中汲取经验？
「他我价值」 临危不乱关键
比较中日两国的民族性，最忌讳的就是想当然地从本国文化的逻辑出发来解读对方行为。长期从事中国研究的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天儿慧曾向笔者分享研究心得。天儿教授指出：正因为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是黄皮肤黑头发，双方都极易想当然地误以为中日是同文同种，一衣带水，但实际上两国社会的价值体系差异甚大，是中日相互认识过程中的最大陷阱（落し穴）。
日本社会心理学家南博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人的自我心理认识结构中「他我」的比例较重，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并依此调整自己的行为。日本人面对天灾的临危不乱，和日本社会这一「他我」价值关系极大。就是日人从小就被教育不要破坏集体的和睦，不要因个人利益而为别人添麻烦。由于日本国土狭小天灾频发，日本人被教育要学会团体合作。只顾自身利益抢夺救援物资，不符合日本文化，也容易引起周围人的反感。
此对比，中国的价值观是相反的，更强调「自我」而非「他我」，其内在心理结构更接近欧美人。从中国角度来看，中国人正是通过为别人「添麻烦」的「人情往来」来建立两者之间的「关系」。一名在日本的中国商社总裁日前接受日本《钻石》周刊（2018年7月号）访问时曾这样解释，中国人往往从春秋战国时期合纵连横的历史汲取智慧，做生意时往往先考量如何善用对方资源为我所用。因此，中国人面对天灾时，很自然地先想到维护自己的利益，而非协调和他人的利益。要求没有在日本长年生活过的中国人如日本人般临危不乱地面对自然灾害，显然是有困难的。
任何文化价值都有其两面性。在某一特定时空下被视为优点的特质，放在另一个领域则可能是毒药。日本社会注重「他我」「和」的文化，在灾害时发挥了巨大的抗灾凝聚力量，但在和平时期则往往令个体过于压抑，甚至出现集体意志侵犯私人领域现象。例如，由于人手不足，日本的不少职场（如幼稚园和医院）出现女职员被要求延迟怀孕的怪事，导致不少日本适龄女性耽误生育，这类事件在华人圈显然是难以想像的。
美日学者Keiko Hirata和Mark Warschauer在其2014年出版的新书《日本：和之悖论》（Japan: The Paradox of Harmony）中也指出，正是因为过分注重集团内部的「和」，导致日本社会难以大刀阔斧地改革弊端走出衰退。本次北海道地震，相比2011年的3·11核灾，安倍领导下的自民党政府反应相对迅速，经产大臣世耕弘成全力以赴，北海道在震后两天就恢复了供电。然而，日媒也报道了令人不安的内幕。据AERA新闻网称，北海道的核电站在震度2的情况下仍出现丧失电源的危机情况，幸亏几座核电站早已停止运转，否则难保3·11核灾不会在北海道重演。日本核灾距今已经7年，日本国内却还敢讨论重开核电。本次地震再次暴露昭和时代建立的防灾体制仍存在重大漏洞，日本能源领域的改革依然裹足不前。灾害下的日本民族性思考，必须放在特定时空和国情背景下来解读。带著崇日和贬日的有色眼镜来看待日本，显然都不是准确认识日本的恰当途径。
张望
日本早稻田大学国际教养学部副教授
为什么日本人能够在天灾面前临危不乱？华人社会有没有可能从日本的防灾故事中汲取经验？
「他我价值」 临危不乱关键
比较中日两国的民族性，最忌讳的就是想当然地从本国文化的逻辑出发来解读对方行为。长期从事中国研究的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天儿慧曾向笔者分享研究心得。天儿教授指出：正因为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是黄皮肤黑头发，双方都极易想当然地误以为中日是同文同种，一衣带水，但实际上两国社会的价值体系差异甚大，是中日相互认识过程中的最大陷阱（落し穴）。
日本社会心理学家南博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人的自我心理认识结构中「他我」的比例较重，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并依此调整自己的行为。日本人面对天灾的临危不乱，和日本社会这一「他我」价值关系极大。就是日人从小就被教育不要破坏集体的和睦，不要因个人利益而为别人添麻烦。由于日本国土狭小天灾频发，日本人被教育要学会团体合作。只顾自身利益抢夺救援物资，不符合日本文化，也容易引起周围人的反感。
此对比，中国的价值观是相反的，更强调「自我」而非「他我」，其内在心理结构更接近欧美人。从中国角度来看，中国人正是通过为别人「添麻烦」的「人情往来」来建立两者之间的「关系」。一名在日本的中国商社总裁日前接受日本《钻石》周刊（2018年7月号）访问时曾这样解释，中国人往往从春秋战国时期合纵连横的历史汲取智慧，做生意时往往先考量如何善用对方资源为我所用。因此，中国人面对天灾时，很自然地先想到维护自己的利益，而非协调和他人的利益。要求没有在日本长年生活过的中国人如日本人般临危不乱地面对自然灾害，显然是有困难的。
任何文化价值都有其两面性。在某一特定时空下被视为优点的特质，放在另一个领域则可能是毒药。日本社会注重「他我」「和」的文化，在灾害时发挥了巨大的抗灾凝聚力量，但在和平时期则往往令个体过于压抑，甚至出现集体意志侵犯私人领域现象。例如，由于人手不足，日本的不少职场（如幼稚园和医院）出现女职员被要求延迟怀孕的怪事，导致不少日本适龄女性耽误生育，这类事件在华人圈显然是难以想像的。
美日学者Keiko Hirata和Mark Warschauer在其2014年出版的新书《日本：和之悖论》（Japan: The Paradox of Harmony）中也指出，正是因为过分注重集团内部的「和」，导致日本社会难以大刀阔斧地改革弊端走出衰退。本次北海道地震，相比2011年的3·11核灾，安倍领导下的自民党政府反应相对迅速，经产大臣世耕弘成全力以赴，北海道在震后两天就恢复了供电。然而，日媒也报道了令人不安的内幕。据AERA新闻网称，北海道的核电站在震度2的情况下仍出现丧失电源的危机情况，幸亏几座核电站早已停止运转，否则难保3·11核灾不会在北海道重演。日本核灾距今已经7年，日本国内却还敢讨论重开核电。本次地震再次暴露昭和时代建立的防灾体制仍存在重大漏洞，日本能源领域的改革依然裹足不前。灾害下的日本民族性思考，必须放在特定时空和国情背景下来解读。带著崇日和贬日的有色眼镜来看待日本，显然都不是准确认识日本的恰当途径。
张望
日本早稻田大学国际教养学部副教授